缓解引咎辞职官员的后顾之忧推进公务员引咎辞职常态化

缓解引咎辞职官员的后顾之忧

众所周知,在国外发达国家,都建立起了比较严密的公务员系统,而其内阁部门行政首长和地方行政首长一般不是出自公务员系统,而是来自公司、高校、法律事务所和研究机构等,每个人都有各自所从事的职业和专长,所以他们引咎辞职后大可以重操旧业或从事自己愿意干的其他职业,且报酬比较高,一般没有后顾之忧。①官员的出路如果有所安排,对于其引咎辞职常态化的发展则有所帮助。官员在思想上不愿意引咎辞职,可能出于对于今后的安排没有着落的担忧,因为一旦辞职甚至于连收入都没有了。公务员的收入不能说高,但是很稳定,个家庭一旦少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环境就会有所变化。但是,如果官员引咎辞职后,仍旧能得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哪怕社会地位没有以前高,但是一份稳定的工作足以使官员的心态发生变化,家人也一定会鼎立支持官员为自己的过失负责任,对民众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一般公务员都是经过严格的筛选,其中,不乏具有高学历者,硕士、博士学历的研究者走上仕途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是这些研究型的学者,未必不出一点差错,实际的工作和研究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出入。辞退制度是提高公职人员素质,确保政府部门精简高效的重要手段:政府部门人员能进能出,使机构膨胀,人员臃肿得到一定的遏制。②并且,当这类公务员引咎辞职后,可以考虑让其回到高校任教,对其本人而言,这也是一份自己所擅长并且会很成功的工作。这类官员接受了多年的教育以后,如果能够从事高校教育类的工作是最理想的,由于从政,或是这类官员从高校直接走向仕途之路,从未进入企业工作,一旦他们引咎辞职,使其从事企业类的工作,可能一开始并不能担任要职,并且也不适宜从基层干起,领导者本人的面子观也使其不愿意去企业,去企业也并不是他最好的出路。但是高校就不同了,高校的环境更加有助于其发挥才智。当然,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更可能得到这类官员的认同,并且,管理学是一门需要实践的课程,国外不少国家管理学专业的学生都是有工作经验的,在大学毕业几年以后,即将担任领导职务,或已经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才报考管理学。纸上谈兵并不能真正的学好管理学,这类官员若能回到高校担任教师工作,可以客串公共管理学科的客座教授,将自己在官场上的失败经验进行教学,也有助于学生了解政府部门的运作,将其经历当作教训,可以提高此专业毕业生整体的水平。高学历的人才并不是仕途这一条路,如果能成为高校教师,对于国家的发展而言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教育是我们国家最应该发展的,高学历又有工作经验的人才,如果科研能力也过硬,在高校任教是合适的。

能够担任领导职务的口才一定十分出众,并且部分领导在职期间,曾经应邀在各高校进行演讲,对于大学的讲座也十分熟悉,如果有讲座的需求,也必定可以满足。国外官员离职后步入学界的也为数不少。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毕业于日本有名的庆应大学,并且在伦敦大学留学二年,可谓是高学历的人才。小泉从首相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将加入东京国际公共政策研究院,这是由日本经济学家田中直毅倡导设立的一个民间智囊机构,2006年刚刚在东京成立,其主要就是研究日本与邻国的关系,尤其是对华关系的研究。小泉担任首相多年,对于这类的研究,加上专业的功底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今年,我国四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8.0级大地震,众多的国内外、港澳台的慈善基金和NGO组织都投入到了抗震救灾的运动中来,如李连杰的“壹基金”等。

NGO的工作人员虽然薪水不是很高,但是其工作的性质是崇高的,且就目前我国NGO发展而言,工作人员仍然十分缺乏,特别是有工作能力和工作经历的人才十分缺乏,不少NGO都是大学生在做兼职,其效果不如全职员工来的理想。所以倘若政府官员辞去领导职务以后,还可以从事NGO的工作。NGO的工作性质也是为公众服务,对于公务员而言比较能够接受,做起来也比较的得心应手。长期以来,从理论上到实践,我们对非营利组织的认识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中介”。问题在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数不多的所谓的“非营利组织”并非名副其实,它们毫无例外地扮演着政府代言人、政府政策落实者的角色,本质上是政府的附属物,社会称之为“半官方”组织,而恰恰忽视了非营利组织的互助性、志愿性和非政府性等民办特质。现在的非营利组织最突出的是民办性,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层出不穷,并且多与政府部门需要联系,如果是前任的公务员来非营利组织工作,其效果应该更好,因为其对于政府部门的一个工作的流程会比较熟悉,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和协调。

国外,公务员退休后如果从事企业的工作,媒体和舆论的监督就会十分严厉,会挖掘出该官员任职期间,与这间公司的老总是否存在着权钱的交易,媒体会想尽办法来证明此时不是空穴来风,一旦媒体掌握一些证据,那么该官员很难在此企业继续任职。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离职后,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出任该公司一个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的董事长。施罗德加盟俄德天然气管道项目,可能会受到商界欢迎,但同时会引来德国国内的一些非议。其原因是施罗德在担任总理期间曾力主修建德俄天然气管道,如今卸任后又在该项目担任要职,难免会被一些人批评从这个项目中“谋取私利”。在德国国内,他没有得到商界精英的支持,相反,他们不愿意与施罗德过于亲近,一般民众就更加难以理解施罗德的行为,认为其一定是在任职期间就给予该公司一定的好处。其实如果官员离职后,从事商业类的工作并不是一件坏事,施罗德虽然在任职期间位居德国总理一职,但是其生活却不见得宽裕。根据德国法律,施罗德离异三次,其大部分的收入都需要赡养前三任妻子。在他离职后,如不担任企业的要职,收入就无法支付庞大的赡养费。不能因为官员在任职前担任要职就否定了他从事商业的可能性,这样的规避对于官员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有不少的官员是学管理和金融的,在商业界也大有可为。

在这一点上,香港的做法值得我们探讨。香港成立了问责制主要官员离职后工作咨询委员会,委员会根据《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成立。守则规定主要官员如欲在离职后一年内展开任何工作,在任何商业或专业机构出任董事或合伙人,或独资经营任何业务或专业服务,必须事前征询行政长官所委任的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包括:订立原则和标准,为前任问责制主要官员离职后的工作安排提出意见;根据所采纳的原则和标准,就前任主要官员的工作安排,作出研究和提供意见。

这样的做法可以保证该官员任职与他在职期间手中的权利无关,并没有权钱交易行为的发生,并且该委员会的官员一定会做出严格的事先调查,经过这样的调查,官员的任职一定会得到民众的认可,也避免了民众对于政府官员卸任后去企业任职有质疑。

同样的,在我们大陆也可以制定这样一个委员会,专门监管官员离职和引咎辞职后的任职,也可以交给纪检会监督,纪检会的职责可以多加一个部分,就是引咎辞职后官员的任职。

政府部门的官员,一旦引咎辞职以后,自身的官职是没有了,但是其在政府部门的人脉资源还是依然存在的。就这一点而言,不少企业看中其人脉的资源,能够帮助企业办理不少事情。所以宁愿开出很高的薪水来聘请其担任要职,或者干脆在那里挂一个闲职,这类的事情一定会有隐私舞弊的过程,怎么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也就是一种手中人力资源的交易,也许官员没有直接的权钱交易,但是涉及到隐晦的人力资源的交易就比较难以查证了,也比较难以制止。

国家可以颁布相关的规定,可以采取回避的制度,或是盲审的制度。如果这类企业要参与工程的竞标,一定要在网络上公布,让民众来监督,所有的程序透明化。同时可以采取如下作法,即一旦有这类的企业参与竞标,所有的参加竞标的企业进行盲检,这样以示公平与公正。

就国外而言,引咎辞职的官员一般不会再次担任要职。但是我国官本位思想浓厚,由于不是被免职不同,引咎辞职的官员希望可以再度被任用。众多的官员是有一技之长的,从国家发展的长远角度而言,此类官员的复出对国家的强大是可能有所助益的。

2005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辞职,时隔一年后,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是一名典型的技术性官员,如果因为曾经的过失弃之不用,那他的所学和专长就无处发挥,再次担任要职,也是他所熟悉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领域,这是他所擅长的领域。但是此类公务员并不是简单的异地任官,需要进行一定的考核,对其考核的目的就是要认定其是否具有行政责任意识。

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防治“非典”工作失利提出辞呈,五年之后担任山西省省长一职,九个月后,因襄汾溃坝事故再次引咎辞职。孟学农两度请辞,被媒体评为史上最悲情的官员。但是,深探其中的原因,这其中就有对失责官员再次任用的不合理。失职官员可以再次被任用,但是其任用的考核要比其他公务员更加的严格,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引咎辞职官员的再次任用,但是任用此类官员如果不严格,公众必然会对国内官员的引咎辞职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只不过是官员暂时缓解公众议论的一种方式,等到公众的怒气平复了,再次担任要职。公众对于这样的引咎辞职颇有看法,即使当时官员是出于自身的意愿引咎辞职,如果再次上任非常容易,并且官居要职,公众难免对此表示疑惑。

失职官员的再次任用必须慎重,这与我国建立诚信政府的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失职官员如果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其再次上任未必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轻松上任,并在担任职务期间,再次出现重大问题,那公众的舆论会滔滔不绝的针对现行的公务员考核任用制度,对政府也会充满了不信任,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反而会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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