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劳动者辞职权规制的历史沿革

我国对劳动者辞职权规制的历史沿革

(一)建国之初的劳动关系

我国建国之初,由于战争导致的经济衰退使得新生中央政府政权必须面临解决大量的人员失业,在1949年城镇失业人口高达474万人,公开失业率达23.6%。

当时为了保障新诞生政权的稳定,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旧公教人员的就业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实践中逐渐被扩大,最终演变成为传统就业制度中“统包统配”的“固定工”制度。“这项制度历经上山下乡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仍是主导我国劳动关系的主要政策,经济学上习惯将其统称为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由行政命令统一执行,在这一时期企业没有独立的经营自主权。该时期的劳动特点就是国家对劳动者实行统一安排,从劳动者进入企业开始,生活、医疗、住房、教育,直至其退休都由企业一手包办,企业更像是在履行政府的职能。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者对企业的依附性很大,离开了企业,劳动者就不知道如何获得新的工作机会予以生存。该时期的劳动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国家的行政手段,工资、福利都由国家统一划分级别统一定额,这就形成了所谓的“铁工资”和“铁饭碗”,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劳动合同制度尚未形成,由国家制定标准实行管理是主要形式。有学者将之称为国家本位劳动法范式时期,在该时期用人单位不是劳动关系的主体,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也只是服从国家安排,个人利益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

这个时期根本没有劳动者单方解除权一说,与用人单位的“固定工”性质也类似于目前的“无固定期”。如果劳动者因为过错被开除或者除名的,那么劳动者不仅丧失了就业的权利,而且连基本的生存权也都成为问题。但是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是国家改革开放之前,劳动者的主人翁意识是相当之高,由于与企业之间的这种生存相依的联系,劳动者是对企业有一种类似于忠诚的感情,积极投入企业的生产经营中。

(二)劳动法时期的辞职权规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逐渐由政治职能向市场经济主体过渡,“减员增效”与“下岗”

“再就业”成为这一时期流行语。市场经济时代,追逐利益成了市场经济主体的特征,同时外商企业开始进入中国,民营企业和私有经济主体也逐步形成,劳动者增加了就业选择的方向。这个时期劳动契约制度开始建立,而劳动者弱势地位也开始逐渐显现,1982年《宪法》规定了劳动者享有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帮助权等,从宪政的角度对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进行了保护。之后,各项劳动保护制度相继制定,1994年《劳动法》的出台更是形成了劳动基准法体系。这一时期开始强调劳资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的意思自治,劳动合同制开始进行推广并逐步形成我国的主要用工模式,该时期的劳动法特点是在强资本弱劳工的环境下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在劳动者辞职权问题上,虽然《劳动法》仅在第31条规定了劳动者单方解除行为,但由于法律并未对劳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进行限制,因此该时期劳动合同中经常就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约定违约金,劳动仲裁与法院均对此持支持态度。在此前提下,各部门规章或各地方性法规也对此也各有规定,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

1、任意性立法。如《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第31条规定,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擅自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在此种立法模式下,法律对违约金条款不做任何限制型规定,双方可以自由约定违约金内容。

2、限制性立法。这种立法模式对违约金条款的约定做出了必要的限制,主要以上海和北京的立法为代表。《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17条规定:“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违约行为设定违约金的,仅限于下列情形:违反服务期约定的;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约定。”

此规定对劳动合同双方违约金约定的范围进行了限制,超出此范围对违约金的约定则不支持。而2002年2月1日实施的《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第19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可以约定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违约责任,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支付的违约金最多不得超过本人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工资总额。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除外。”这是从违约金数额的约定上对违约金条款进行的限制,以防止用人单位利用强势地位在订立劳动合同之初约定天价的违约金条款,达到既保护劳动者利益又能达到对劳动者过于宽泛的单方解除行为有所钳制的目的。

在《劳动合同法》制定之初,学界纷纷著述要求对劳动合同中的违约金采取限制性的立法模式,因此对上海式的限制型规定偏爱有加,理由大致如下:①劳动者自由择业权的行使,并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法律的保护条件;②限制用人单位滥用违约金的约定权利;③违约金只对享受了用人单位特殊利益的劳动者适用,而其他的一般劳动者由于未享受到用人单位提供的特殊待遇对其违反劳动合同期限的行为不应以违约金的形式加以约束等等。

北京市将劳动者的辞职行为认定为违约行为,从保证契约自由的理念出发,对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进行了规制,从而保证了合同的尊严。但是有学者撰文论述,称12个月的工资对于劳动者而言违约成本偏大,特别是对于刚进入职场的大学生而言,由于其无任何积蓄,该笔违约金的付出会使劳动者倾家荡产。笔者认为,北京市的立法模式从尊重劳动合同尊严方面出发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由于12个月的违约金数额,相当于劳动者辛苦付出的一年劳动无所收获,剥夺了劳动者一年的劳动成果,影响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条件,甚至基本生存。因此,北京市立法的理念具有可借鉴意义,但具体违约金数额的规定可以稍加调整,从而达到既能对劳动者滥用辞职权的规制,也能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笔者将在后文予以论述。

在一片呼声之下,《劳动合同法》最终采取了上海式的限制型立法模式而彻底否定了北京的立法模式,只允许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服务期限和竞业限制条款中约定违约金,其他违约金的约定无效。同时,《劳动合同法》将劳动者的辞职行为通过法定程序的设置,确立了只要符合法定程序就为合法的辞职权,从而平息了

《劳动法》时代关于辞职行为的性质争论。但是笔者认为,《劳动合同法》对辞职行为“一刀切”的更为宽松的规定,更容易造成劳动者滥用辞职权的现象。

“我国对劳动者辞职权规制的历史沿革”由一起辞职网收集整理,如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我国对劳动者辞职权规制的历史沿革”的辞职信或辞职报告,您可继续访问本站其他文章!